常恨年華速,偏希春早來

付如初2020-12-07 17:37

(圖片來源:IC Photo)

【書與人】

付如初/文

“承繼絕學唯一有望之人”

有一個現象說來有趣,幾乎沒有中國人不知道屈原,但他光耀千古的天才之作《離騷》,卻沒有多少當代的讀者讀過全文,即便是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經典并非總是與世推移、活在讀者重讀中的,也有一種是令普通人望而卻步、只能活在學者研究中的。所以,以研究《楚辭》聞名的學者,不為普通人所知也在情理之中。

之所以這么說,其實主要是在為自己找托詞——在讀到湯炳正的散文集《聽罷溪聲數落梅》之前,我并不知道這個學者,也并不知道他原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魯迅的師弟。在各有建樹的同門師兄弟中,他被章先生嘉許為“承繼絕學唯一有望之人”,也是代表同門在章太炎先生葬禮上講話的人。這些師兄弟包括黃侃、錢玄同、朱希祖、汪東、許壽裳、沈兼士、劉文典、吳承仕、顧頡剛、傅斯年、姜亮夫等等。而在湯炳正眼里,章太炎是“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與魯迅所說,“有學問的革命家”側重不同。

魯迅受業于章太炎,主要是在東渡日本時期。他的兩篇回憶文章《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寫于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去世不久;而湯炳正受業于章太炎,是他退居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期間,兩篇回憶文章中,《章太炎先生之日常生活》寫于一九三六年章太炎去世后兩天,《憶太炎先生》則寫于五十四年之后的一九九零年。

如果說魯迅是章太炎社會理想和革命精神的傳承人之一,那湯炳正先生則是他“經學和小學”功業的傳承人之一。兩個人的回憶,各有側重,似乎是在有意互補,呈現先生身兼革命家和學術傳播者的兩種形象;也在呈現先生在廣為人知的革命者、學問家公眾形象之外的日常形象。他扶掖后學的為師風范和不拘小節的寒士風骨在湯炳正的筆下更為惹眼。

在魯迅先生的回憶里,太炎先生駁斥康有為、為鄒容《革命軍》作序令人“感動”;東渡日本之后主持《民報》,和保皇黨斗爭,“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七被追捕、三入牢獄的“革命之志,終不屈撓”。魯迅以為,這樣的章太炎才是“并世無第二人”,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典范”。盡管排滿之志得伸之后的歷史一波三折,先生的抱負“失卻實地,僅垂空文”,理想變成了“高妙的幻想”,但這是“白圭之玷”,并不影響他的功業與形象。至于他退居書齋,“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甚至在手定的《章氏叢書》中都剔除了“戰斗的文章”,委實讓人遺憾。魯迅以為,章先生的戰斗精神,比他的“經學和小學”,更值得傳承下去。

在湯炳正先生的回憶里,革命者章太炎雖退居書齋,退居國學,專心授業,但無改報國之心和匹夫之志,時局變幻和造化弄人也并未讓他消極苦悶。“一二九”運動中,他積極表態,支持學生愛國;上海赴京請愿的學生路過蘇州,他講話支持,物質慰勞。日常中的章太炎,掛鄒容畫像沐手焚香,將大是大非分歧融于日常,帶著幾分書生意氣的可愛:康有為尊北碑,先生則倡法帖;康有為喜歡用羊毫筆,先生就用狼毫筆。他治學勤奮有恒,扶掖后學寬松民主;他遠政要,親青年,演講茶話間,對繼往開來者寄予厚望。尤其對“經學和小學”的重視和傳承,對治學方法和理路的強調,也是他健行士大夫志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書中寫到南屏山下章太炎墓前,“章太炎之墓”五個字恰是他自己手書,以示與袁氏逆流抗爭到底的浩然慷慨。這浩然慷慨或許可以被后世看作他的“蓋棺論定”吧。

湯炳正的回憶,從日常角度切入,在執尊師重道的弟子之禮之外,并不回避客觀評價和歷史爭議。同時,因為日常親炙較多,他的文章中兼及章夫人湯國梨和幾位后人,以及一代大師去世之后的諸多身后事。

對歷史人物的了解和研究而言,日常形象最難得,最見性情,也最容易讓后世讀者感同身受,從“人之常情”中體會歷史人物在令人高山仰止之外的親和力。當然,以魯迅之大才,行文之通達、見識之超拔,勝于湯,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不過,對完善章先生之經歷、人格,認識章先生之地位而言,二位弟子的文章則各有千秋。

“九一八”之后,湯炳正在北京見過魯迅一面。他在《從魯迅先生的“像”說起》一篇中,寫到各種魯迅“像”的藝術變形之外,他的直接印象:魯迅先生“溫和、沉摯而冷靜,目光慈祥卻透露出一股敏銳的光芒,好像任何東西在它的射擊下都要‘入石三寸’。他在談話時,雖然涉及極可憎恨的事,也不會使你感到有種‘風云變色’之勢;他的憤怒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露’的。”

多年之后,他在給孫兒湯序波的信中,教誨他學寫散文,仍在強調要讀魯迅:“首先學他觀察問題的深刻性,其次是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再其次是語言運用上的精煉透辟,色彩鮮明。總之,學寫散文,第一步的要求是觀察事物,有獨到的(深刻的)看法,其次再考慮用什么樣的形式和什么樣的語言來表達。”

可見,無論在治學研究上,湯炳正取得了什么樣的成就,如何被恩師嘉許,僅就寫文章而言,他對魯迅的欽服是顯而易見的。或者說,同是章先生的弟子,所謂“立德、立功、立言”的揣摩本是一體的,對太炎先生的治學思想和家國情懷的繼承也是一體的,這一點只需看看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體會一下湯炳正散文中流露出來的家國懷抱,即可明了。只是因個人性情不同,略有側重而已。

滄桑憶舊

散文的一大功能,就是親歷者在回憶中補充歷史敘事的空疏,也檢視自己人生來路上的歡喜歌哭,給后人以共情和共鳴。好的散文,為藝術,也為人生;為歷史,也為未來;為自己,也為蒼生。所以,散文中,回憶題材最多。但其實回憶文章并不好寫,寫得情理兼備、公私兼顧,也并不容易。湯炳正以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學業背景,以自己在章門受教,在聲韻學、文字學、楚辭學研究方面的種種造詣,以及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抗戰期間在山東家鄉、在四川成都,以及建國后在貴州、四川等大學任教,“文革”期間被沖擊的萬般苦悶愁苦的閱歷,寫成《聽罷溪聲數落梅》的25篇散文和多篇序跋、書信,讓人得以了解“學者散文”的另一重要收獲,也了解一個專業領域聲名赫赫、普通讀者群中響應寥寥的大學問家和大散文家的一生。這樣的一生,自然也是歷史的又一份旁證。

所以,散文之大,并不在題材,而在氣象。所謂書齋雖小,格局不小;書生雖弱,文道合一的家國情懷卻剛健有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所以會有“學者散文”出現并形成熱度,實際上并非市場炒作的某著名作家為代表,如今看來,以歷史的斷章行民族主義的空洞抒情,其實是與嚴謹中正、克制守誠、外圓內方的學者精神相背離的。“學者散文”的真正代表,反而應是那批真正閱歷豐富、學識淵博的學者、作家,他們在博識和才情的基礎上,“融合情趣、智慧和學問的文章”(余光中 《剪掉散文的辮子》)。孫犁、楊絳、季羨林、張中行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散文,是書生親歷歷史的波譎云詭之后,由書而人生、而人格的進一步思考和完善,是給情理文章增加知識見識、文化厚度、思想深度和人生境界的附加值。湯炳正的散文應在此序列之中。

無論是《失落的童心》《海濱拾趣》中的童年意趣,還是《關于“書”的故事》《無名書屋話滄桑》中的書齋滄桑;無論是求學北京,采訪賽金花之后,寫下《彩云曲》,還是在章太炎去世之后,與諸位同門艱難賡續“章氏國學講習會”;無論是寫抗戰爆發,困守家鄉小島的《“孤島”三五事》,還是寫太平洋戰爭爆發,四處求職奔波的《海岳煙塵記》;無論是寫“文革”期間重病纏身的《“勞改犯”的自白》《萬里橋畔養疴記》,還是寫矢志求學問道的《治學曝言》《自述治學之甘苦》,湯先生都在追求一種以文章涵養精神,以問學懷抱天下的境界。他踐行沉靜從容、溫暖平和、灑脫質樸的表達風范和“辯而不華,質而不俚”的行文風格。

實際上,學者散文的魅力也不外于此,在尋常和不尋常的經歷中,寫出腹有詩書的別樣智慧,寫出學術訓練之下的思想韻味,寫出起承轉合間的“文氣”,寫出“過枝接葉處”的閑適明雅,更寫出潛心治學的質實中正和為人為文的雅美浩然。所有的練達和洞明,都在美和善的統攝下,變成“真”。其中《失落的童心》《海濱拾趣》《追記“花溪小憩”》等皆為上品。

此外,湯先生在散文中穿插舊體詩的寫法尤為惹眼,從中既可看出他扎實的舊學功底,也可見出其深厚的文字、文體修養。他幼年讀私塾間曾寫下:“牧童牛背穩,滄海一扁舟。”在貴州大學任教時,他寫下:“蟬翼紗窗靜里開,麟山一角畫中來。踟躕已忘心頭事,聽罷溪聲數落梅。”慨嘆時光流逝時,他寫下:“老來常恨年華速,歲歲偏希春早來。正是情懷兩難遣,梅香送暖到幽齋。”在與友人書信往來、尋訪屈原故里、寫下屈原小傳的過程中,更是每每都用古體詩表達自己的心得和憂思。至于他在知識界初亮相的《彩云曲》,更是長達一百二十六句的七律古詩,發表在當時頗有影響力的《大公報》上。

作為被“五四”的文化激進主義掃進垃圾堆的文體,舊體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曾被文學史書寫者重新討論,由此,文體革新的話題,也帶上了傳統失落、文學表情達意的深度和漢語的含蓄蘊藉之美失落的遺憾。試想,如果魯迅的創作版圖中少了61首舊體詩,聶紺弩和啟功的創作歷程中少了舊體詩對特殊年代的記錄和刻畫,湯炳正的散文中少了舊體詩抒情表意的以一當十,那讀者的閱讀該丟失多少興味,又該錯過多少歷史和人生的信息量!如今看來,這種失落更加不可挽回——漢語之美的日益丟失,當下各種文體的寫作中,語言問題日益顯著等等,或許都跟這種傳統的失落有關系。

以文代史

湯炳正將自己的散文比作紅茶或者苦丁茶,濃郁中有些苦澀。世事變遷、人生多舛,好比紅茶的發酵過程,而苦澀中回甘大概是88年的生命長度給他的最終感受吧。他生前沒有自傳,這些晚年間陸續寫成的散文,涵蓋了他從求學到治學的生命軌跡,也涵蓋了一個普通個體在戰爭烽火、時代變遷中的人生驛旅,當然,更從深層次展現了一個天賦才華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問道求學的過程中,或主動或被動地“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心路歷程。或許,選擇《楚辭》和屈原作為終生學術志業,恰恰表達了湯先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的《屈里尋蹤》《屈原》,對歷史掌故、學術動態信手拈來,卻并不掉書袋,反而是平白如話地寫出了個人的研究心得,厘清了學術誤區。這種“有我”卻不“唯我”的治學態度,正是得益于讓他感念的、章太炎先生的學術民主思想,也更源自于他對研究對象的敬畏、尊重和準確地把握。

讀這部散文集,恰似了解湯炳正的一生:閑適與震蕩相交錯,人生與書齋相砥礪,意趣和日常相磨合。也恰似完整了解他這個人,尤其是他的治學歷程。他出生于山東榮成的海島,受過一些私塾教育,走上學術的啟蒙者是就讀于北京大學的遠親、元史大家柯劭忞的學生姜忠奎。九一八事變過去不久,他到北京民國大學新聞系就讀,感受北京作為新舊思想激蕩的中心,對年輕人產生的影響,更感受知識界的抗日風潮。

期間,他受劉半農《賽金花本事》和夏衍的話劇《賽金花》的影響,采訪賽金花本人,寫下長篇七律《彩云曲》。大學畢業后進一步問教于章太炎。抗戰期間,先苦悶困守于家鄉,后流落到當時西南的五大文化中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稱的貴陽。那時候,貴陽的文教界有謝六逸、王駕吾、姚奠中、張汝舟、蹇先艾等等同儕相扶,也有馬思聰公演等文化氛圍之熏陶。此時,他開始對《楚辭》發生濃烈興趣。建國后,他到四川任教,“文革”期間,下決心研究屈原和《楚辭》,寫下《〈屈原列傳〉新探》,由此經歷“兩度抄家,三次‘勞改’”,在四川成都的萬里橋畔度過艱難歲月。

因為那一代知識分子往往是以“圣人”標準自我要求的,即要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他們往往性格上長于隱忍,表達上追求含蓄蘊藉。因而他的散文每每總是表達快樂時明麗暢快,表達苦悶時暗流涌動。他自述治學態度是“面對謬說勇開頂風船”,然而面對“文革十年”對學術生命的掐斷,他卻只能以阿Q自嘲。偶爾直白流露的遺憾和無辜之感,確如茶之苦澀,總是與自省自查和點滴快樂的尋蹤聯系在一起,體現傳統教育留給他們的,在苦難中依舊剛健有為、馳而不息、怨而不怒的氣度和胸懷。他說:“人生,苦難的生活最難忘,快樂的生活也難忘,而在苦難中尋找快樂的生活更難忘。”

他不涉政治,專心問學,因而所有的苦難和快樂都靠學術化解;同時,因為擔任大學老師和屈原研究會會長等社會職務,他的學問又或主動或被動地深深融于社會、融于生活,所以,他的散文都與生活本身有關,與人有關。

散文集中,湯先生沒有單獨的篇目寫到自己的情感和家庭,但讀者卻能從不同篇章散落的細節中,找到他情感生活、知音唱和的蛛絲馬跡,也能借此了解,在學術作為生命價值支撐之外,家庭生活的和美亦是他穿過苦悶歲月的巨大支撐。

在《追記花溪小憩》中,他寫與離婚剛一年的潘君芷云,相攜游溪,突逢山雨,二人共撐一傘,并有詩詞唱和。之后在《萬里橋畔養疴記》中,讀者才知潘芷云已是老伴,二人相濡以沫,度過艱難歲月。到《〈淵研樓酬唱集〉序》《〈湘西民歌集〉序》中,他又從山歌搜集的角度,講述湘西妹子潘芷云,在山歌世界里長大,日常生活中也常哼山歌,到晚年開始收集整理山歌。二人以此為“閨閣之樂”,并進而有大量詩詞唱和。由此,湯先生深入理解了《詩經》國風中的內容,并非通常理解的政治內容的微言大義,而是確如朱熹所說,是“男女相悅”之詞。同時,他直陳自己和夫人的詩歌主張,反對堆砌典故,推崇鐘嶸的“直尋”之美。在這樣的細節中,我們發現了一個美好的女性,雖然沒有一篇是專門為她而寫,但她的美好、樂觀、才情卻已經躍然紙上。讓人可惜的是,他們建國之初整理的《湘西民歌集》,投稿后在“文革”中散佚,只留下了曾發表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的序讓人體會湘西之美。

湯先生說:“我一生中在自己所選擇的人生道路上,對順境中的愉快自然是做得到的,而對逆境中的挫折要做到豁達樂觀,還是很吃力的。”盡管如此,也畢竟做到了學業、事業的自得其樂,尤其晚年,更是漸入佳境。因此,他說:“憧憬著美麗春光的早日到來,我還是至老不衰的。”

或許,無論是治學還是為人,都需要“聽罷溪聲數落梅”的自洽,需要“常恨年華速,偏希春早來”的達觀。也正因為如此,湯先生的這些散文才不斷以各種形式再版,在他1998年與世長辭之后的二十多年間,依然會有眾多年輕的讀者借著這些散文了解他、了解他那一代人,由此了解歷史的另外一個側面和另外一些細節,更重要的是,了解一種生活態度和人生境界。對讀者而言,借文學涵養人生,才是閱讀的真正旨歸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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